本报记者朱红军

记者：香港城市大学今年为何选择参与内地联招生？

张信刚：今年教育部向香港８所院校开放了高考联招，自己定分数线，自己向教育部报送指标。结果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响应了。香港大学等还是选择自主招生，而我们参加内地联招，一切都需要与各地招办联系，任何学生必须得到对方的认可才可以放行。

今年教育部开放了１７个省份的招生范围，我们加入的初衷是担心自主招生会只吸引到城市建筑类的考生，想避免城市大学这个品牌的片面效应。所以这是我们进行了优劣的权衡，是自主选择的结果。

记者：为什么要从内地招生？

张信刚：对内地招生，实现人才的双向交流，对内地是个贡献，也有利于香港吸纳人才和经济发展。我一直的观点都是，教育资源的分享不应该是区域性的，香港的高校也不应该只面向香港。就目前的教育资源、师资力量、管理制度，香港高校都可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媲美，服务对象也不应该仅局限在香港的区域之内。

记者：各省的招生指标怎么分配的？

张信刚：既然进入内地的联招体系，就必须按照内地招生的游戏规则来办事，而这些是我们所不熟悉的。对于焦点的指标分配问题，今年因为是第一次，采取的方式比较枯燥，主要依照城市和省份的发展规模定，像北京上海就相对多一些。以后会逐渐完善。

招收的结果证明，效果出人意料地好，教务长打电话给我，说好消息是人多，素质高，能不能追加，坏消息是相应的奖学金的支出就要庞大。在香港，我们每年不会设什么硬性指标之类，只要适合我们，我们就愿意招。李洋就是要求来城市大学读书的。

记者：招生时，有无考虑到李洋在内地所谓的"高考移民"的身份？

张信刚：我所面对的是全部城大的学生，从未想过要具体针对哪一个人。不管他是哪里人，我们看的是成绩，高于其他学生，我就觉得可以收，况且又是通过联招这样正规的途径。

记者：也就是说，城大这次的招生，主要以考分为标准？

张信刚：招生首要体现公正，现在内地联招，如果不以分数线为标准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预料之外的问题，比如人情关系。我们也考虑过增设面试的环节，但偌大的招生范围，实现起来，人力和物力都异常庞大。而且我们也担心活动性太大，不好控制，会把分数奠定的制度基础给腐蚀掉。

分数线一定不是选拔人才的最好方式，考试可能是不完善却是必要的制度。内地的考试方式这几年也在变化，城市大学短期内可能没有法子找到更为完美的遴选标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分数线就可以完成对一个学生优劣的终极判断。

记者：作为校长，你对李洋有什么期待？

张信刚：我到现在没与他讲过一句话，不知道他长的什么样，我希望他和城大的其他学生一样，充分利用身边的条件，好好学习。我不会对任何学生提任何不同的期望。

记者：你对高考移民现象怎么看？

张信刚：这是一个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现象，香港也有。最初孩子入学也是以区域划分的，也有家长为了孩子读好的学校而迁徙户口、学籍。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匀的情况下，孟母也三迁呢，只要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存在，可能就无法避免。这个现象，我不去做价值判断，我只说不拘一格降人才。

高考移民内地香港四人谈

□本报记者李小鸣师欣

劳凯声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）：

对于李洋这起从悲剧到喜剧的事件，有人认为海南省做得对，那是从海南考生的利益出发；也有人认为不对，则是站在李洋个人角度，考试成绩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，为什么还要卡他？可以说，两者都有道理，这本身不是简单对与错的问题。

为什么很多人尝试用高考移民的方法考大学，是因为不同省份录取分数线标准不同，造成了机会可能性的差异，于是有人为此提出了公平与否的问题。

高考作为一种政策，应该起到平衡不同利益的作用，使不同利益群从不同机制中得到满足。如果政策本身完善，就不会有此现象产生。

为什么过去没有高考移民？因为我们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，发生转型。过去高考录取都是按照计划方式进行，以此来处理不同利益间的冲突。这在市场体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，完善的市场体制，本身就是多元利益主体并存的社会结构，要同时保护买家和卖家共同的利益。但是我们高考政策延续了过去计划体制的做法，这是产生问题的根本所在。

所以应该探索新的高考录取机制，使不同利益得到比较好的平衡。目前统一全国分数线很难做到，也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良方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需要不断求证，寻求平衡，从根本上改革高等学校人才选拔制度。

目前通过全国一次性统考进行高等院校的分配，接受教育的方式，只有中国。单纯凭借一张试卷，一个分数，来进行选拔，也是不可取的办法。高等院校录取学生时，不仅仅看分数，还应该综合考察学生的素质，采取面试、推荐等多种方法。我们应该把高考对社会的影响力降到最小，减少社会的敏感心理。

杨东平（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）

李洋事件在高考录取分数存在差距的客观情况下，有其合理性一面。但从整体上来说，各地区为了限制高考移民，推出了各种管理政策，不然就会造成混乱的局面，我认为也是合理的。高考制度分为考试内容和以什么方式录取两大部分。高考移民，就是由于录取配额制度的不均造成的。造成这种不均，有两方面因素：一是历史形成的教育差距，高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地区。而像在人口大省，拥有的高等学校数量则很少。既然空间分配不均衡，从公平安排角度出发，由中央财政支持的国立大学就应该面向全国，而不是以本地生源为主。二是最近这些年，重点大学本地化录取招生的趋势见长，最高的可达到７０％左右。这一层的公平性问题，往往被大家所忽略。本地化录取趋势见长，由于这些年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建学校的政策造成。治本的措施，就是使各地录取率平衡，改善配额制度。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，来调整比例。对于有些录取配额低的人口大省，可采取用增量部分进行改革，使高考录取率低的大省在几年内达到全国水平。

熊景明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）：

如果我是李洋的父母，我也可能有类似的选择。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孩子很无辜。说到教育公平，我认为终点的公平完全不可能实现，起点公平也有难度，最重要的是过程中的规则公平。但即使过去规则不平等，也不能一夜就扭转，只能用渐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理念上要做到平等，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政策不能左摇右摆，要有通盘考虑，要有多方面的参与，要有全面的、历史的角度。

萧今（香港中文大学教育专家）：

高校改革之后，国家较多的钱集中于少数的教育部直属、部委直属院校，更多的国家投资就意味更好的教育条件，所以家长都会倾向于选取这类院校。而且，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，一些地方类院校因为缺少国家的投入收费相当高，大大高于教育部直属和部委的院校。我想，这是造成学生上这些学校的竞争更加激烈的原因